引言
我是地理专业的学生，学习绘制地图的第一课，老师就嘱咐我们作图一定要加上“南海诸岛”部分。然而即使像我这种专业背景，也很长一段时间不了解这“九段线”的来龙去脉。九段线内到底是不是领海？国际上是否承认？正式称呼到底是“南海”还是“南中国海”？说不清楚，大多数人也不在乎。这种不负责任的语焉不详恰恰就是典型的中国海洋意识。中国人的海洋意识究竟是怎么样的？甚至它在中国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过？追溯到晚清，我们隐约触摸到了海洋意识模糊的影子。翻看史料的时候，有欣喜，但主要的还是时时袭来的悲愤。每念及人如蝼蚁，悲悯便无端生发，无处发泄。李鸿章这般骄傲的人物，眼睁睁看着自己一手组建起来的水师灰飞烟灭。只此一瞬，“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又如何，不过蝼蚁而已；“天朝大国，物产丰盈”又如何，不过蝼蚁之窝而已。鸦片战争到北洋水师建立，整整48年机遇的错失，背后绝不仅仅是清政府的昏庸腐败，而是中国人先天不足的海权意识。
前人研究回顾
海防思想研究一览
最早涉及海防思想的研究多见于海军史著作，包遵彭（台）的《中國海軍史》是涉及海防思想的早期研究。20世纪80年代前期，晚清海军史里涉及有关海防思想的研究主要有孙克复、关捷的《甲午中日海战史》《甲午中日战争人物传》，张侠、杨志本的《清末海军史料》，中华书局出版的《筹办夷务始末》，王家俭（台）的《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等等。80年代末以来，海军史研究开始系统阐述晚清海防思想，对晚清海防思想的总结是封建性、保守性、依赖性、波动性、缺乏海权观念，基本奠定了学界研究的理论范围和基调。主要著作有张墨的《中国近代海军史略》，吴杰章、苏小东的《中国近代海军史》，海军司令部的《近代中国海军》，戚其章的《晚清海军兴衰史》26, 杨金森、范中义的《中国海防史》30。姜鸣的《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对晚清海军的产生、发展、覆灭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
从海防与海防思想史入手的论文有史滇生的《中国近代海防思想论纲》，戚其章的《晚清海防思想的发展及其历史地位》，孙占元的《近代海防观的萌发与海防议》等，著作有鲍中行的《中国海防的反思—近代帝国主义从海上入侵史》，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的《中国海防思想史》，宏观探讨了晚清海防思想的内涵与本质。王宏斌的《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是较为全面、学术价值高的重要著作，详细阐述了海防思想形成原因及历史影响，本文史料主要参考此书。另外戚其章的《晚清史治要》、刘中民的《中国近代海防思想史论》、黄顺力的《海洋迷思——中国海洋观的传统与变迁》、《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探论》不同程度地加深了海防思想研究的深度。21世纪晚清海防思想研究成为热点，代表性的论文有孙成华的《洋务运动时期海防思想研究》，周益峰的《晚清海防思想研究》，杨春峰的《晚清海防思想的变迁》，兰岚的《试论中国近代海防思想的发展》等等。
从人物思想入手的有戚其章的《魏源的海防论和朴素海权思想》，施渡桥的《林则徐、魏源的海防战略思想是消极的吗》，史滇生的《李鸿章左宗棠海防思想比较》，《张之洞的海防思想》，徐勇的《试论李鸿章的海军战略思想》、丁焕章的《评丁日昌筹办海疆防务的思想主张》，李锐的《试析郑观应的海防思想》，苏小东的《刘铭传的海防思想与实践——兼论台湾在中国海防中的战略地位》，韩文琦的《论李鸿章海军发展战略》，史春林的《孙中山海权观评析》，黄顺力的《传统海防观与林则徐海防思想刍议》，王荣国的《严复海权思想初探》等等。
塞防与海防之争
有关塞防海防之争的两次海防大争论一直是晚清海防研究的热点。论述了塞海防之争的背景、争论问题、影响及历史评价的文章有季云飞的《光绪乙酉年间“海防筹议”述论》，牟安世的《论中国近代史上的“塞防”与“海防”之争》，杨策的《论所谓海防与塞防之争》，孙占元的《海防之议与甲午战争》，刘新华、秦仪的《略论晚清的海防塞防之争》等。探讨塞防海防之争的历史性质的文章历经淮系与湘系利益之争、爱国与卖国之争和统治阶级内部不同策略之争三种观点，黄顺力的《重议海塞防之争》，闫存庭的《文祥与近代中国的海防和塞防之争》认为塞海防之争性质既不是湘淮系之争，也不是爱国与卖国之争，而是策略之争。20世纪末，学界开始从地缘政治、地缘战略学等近代化海防视角下研究塞防海防之争的背景及现实意义，尤其注重晚清海防建设对现代中国海权和海洋事业的借鉴意义，如周云亨的《“海防与塞防之争”与当前中国地缘战略选择》，高成瑨的《晚清时期的海塞防之争及借鉴意义》。
尹全海的《学术视野中的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对三十年有关塞防海防之争的学术争辩作出了较为客观准确的评述。他认为塞海防之争经历了“复奏”和“廷议”两个阶段，“复奏”阶段主要是“防日”与“防俄”之争, 其实质是争论“谁是最大的敌人”;“廷议”阶段主要是传统与现实之争, 其实质是争论是否变法、是否学习西方的问题[1]。防日、防俄之争都是表面现象，根源应是后面的传统与现实之争。
王宏斌则认为过去海防思想研究中过于强调塞防海防之争，按照某些学者的分期甚至把1874年当做第一次海防讨论，忽略了海防讨论的起源和主题；总是强调塞防海防的矛盾性，把官员的思想机械分成塞防派与保守派、海防派与改革派两类，忽略海防讨论达成的共识[2]。
战争与海防思想：海洋意识的觉醒
晚清海防思想史的分期问题
关于晚清海防思想发展演变的分期各有论断，出现过两段说、三段说、五段说和六段说。
王家俭（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以甲午战争为界将海防思想史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把晚清海防思想分为倡导期、演变期、发展期、高潮四个发展阶段，第二个时期为晚清海权思想开始萌发并发展的阶段。三段说多以1874年日军侵台事件和1884年中法战争引发的两次海防大讨论为界。戚其章提出五段说（晚清海防思想的发展及其历史地位），认为第一阶段（1840-1861）是晚清海防思想的萌发时期，以鸦片战争开始为标志；第二阶段（1861-1874）是海防思想重倡时期，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为标志；第三阶段（1874-1879）是海防思想趋实时期，日军侵台事件引发了第一次大范围的海防塞防之争；第四阶段（1879 -1884）是海防思想深化时期，以琉球岛事件为标志；第五阶段（1884-1894）是海防思想高潮时期，以中法战争为标志。王宏斌（思想制度）把从鸦片战争到清末的海防思想分为六个时段，相比五个阶段增加了甲午战争几年后海军重建的时期。
整体上看，学者分期依据都是几次大事件，两次鸦片战争、日军侵台、占领琉球岛、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分歧在于对不同事件有所侧重，分期少的往往看重日军侵台后的两次海防大讨论，尤其塞防海防之争，而戚其章、王宏斌认为不可忽视鸦片战争后海防思想的萌发和转变。从研究角度上看，对海防史时期细分有助于清晰、详细地了解海防思想演变的全过程，以得到更精准的分析和结论。下面考察自鸦片战争到1874年塞防海防之争三十余载海防思想发生、演变始末。
两次鸦片战争下的海防思想启蒙
第一次鸦片战争采取由林则徐提出的“以守为战”的海防战略，这个策略一开始既源自盲目的乐观与保守心态的结合，又包含理性分析和判断，后来则是在形势所迫下的无奈选择。鸦片战争之前，尽管清政府意识到英军海军的强大，但他们过于乐观，认为中国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只要“以逸待劳、以主待客、以众击寡”[3]必能战胜劳师远征的英军。林则徐也认为英军“彼之所至，只在炮利船坚，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缠裹，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足以制其死命。”前线指挥官则清楚清军在水上无法与敌军抗衡，只有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才能制胜。然而战争开始后，定海、广州、厦门、镇海、宁波失陷，无论海陆、进攻防守清军全归失败，人们终于意识到“盖其炮火器械无不猛烈精巧，为中国所必不能及”[4]。林则徐、奕山等已认识到岸防非长久之计，提出购买战船、建设海军才是海防的根本要务。鸦片战争之前，魏源也是依循林则徐，赞同“以守为战”，战后则清楚认识到先进技术以及海军建设的重要性，明确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然而林则徐、魏源外的官员、知识分子普遍没有认识到鸦片战争对于中国的历史性意义。
鸦片战争之后有一次海防善后讨论，沿海官员对海防建设的意见观点大致有四类[5]，一是广州前线的海军官员林则徐、奕山等主张的“师夷制夷”，提升清军武器装备水平；二是浙江巡抚刘韵珂、两江总督耆英、李廷钰等尽管承认西洋海军武装的强大，但他们认为学习西方船炮技术存在很大困难；三是讷尔经额、托浑布等无亲历鸦片战争的官员认为中国战败主要输在将帅指挥无能、士兵缺乏训练，完全没有意识到武装的重要性；四如李湘棻主张在陆上抗敌，放弃海洋。不同的意见主要取决于官员是否参与实战，是否对英军实力有所了解，也与官员的理性分析、心理承受能力有关。没有经历战争者难以认识到自己落后，经历惨败者也不甘心失败。
时隔二十年，清政府面对即将来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还是采取“以战为守”的海防策略，一是没有认真总结上次的教训；二是二十年后沿海官员大多换血，早已好了伤疤忘了疼，因而都是纸上谈兵，严重脱离实际。不过战争失败后，官员们的反应相比第一次积极很多，曾国藩主张的“师夷智以造炮制船”获得沿海官员、京城官员的支持。当时，曾国藩门下的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了大量的社会改革建议，并认为中国的纲常伦理制度与西方富强之术可以结合，首次提出了“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理论框架[6]。薛福成在《上曾侯相书》指出先进科学技术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建议中国人走出以效法西方为耻的误区，学习西方的枪炮技术[7]。这些思想影响了曾国藩、李鸿章，为后来的洋务运动及近代化海防建设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应该说，第一次鸦片战争让前线海防官员首次感性认识到技术、武器上与西方的差距，但清政府、非前线官员、士绅、知识分子乃至底层百姓都没有直接感受，鸦片战争战败以及林则徐、魏源等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人的“师夷制夷”思想的影响只停留在表面，屈辱并未从压力转化为动力。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官绅、知识分子的觉醒开始，他们认识到了西方船炮技术的先进，率先摆脱了“夷夏之辨”的传统思想，逐渐消除了对效法西方的顾忌。
塞防海防之争
1874年日军侵台事件发生，日本的猖狂之举引起了清政府的高度警惕，发起了第三次海防大讨论。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这次沿海官员集体认同海防建设的必要性和“师夷制夷”的方法。丁日昌最早提出了建设三洋舰队的构想，得到了李鸿章、沈葆桢等人的支持，并已预料到日本国力增强对中国的威胁。1874年是海防思想的一道分水岭[8]，在此之前，海防讨论的主题是船炮技术、质量的改善；在此之后，建立近代化海军、完整的海防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然而具体从他们的海防战略来看，尽管都支持“水陆兼防”，只有丁日昌、沈葆桢明确主张购买铁甲舰船，其他人仍以“岸防”策略为主，注重陆地防范、海口防御，对海战、海军建设的意义还未真正把握。
此次海防讨论的重点毫无疑问是海防，塞防海防之争起因是经费筹措之争。当时清政府捉襟见肘的财政情况下，日本侵台在后，西北边疆军情紧急在先，（1871年沙俄侵占伊犁，与英国争夺阿古柏政权的控制），新疆历来为满清政府重视，收复新疆是清政府的既定方针，即使到了后来海防讨论也没有动摇[9]。筹议海防复奏阶段，沿海官员意见基本认同“海防一事，为今日切不缓之计”。然而由于兼顾两者经费面临巨大困难问题，“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10]，出现了海防、塞防、塞海兼防三种意见。李鸿章认为海防乃当务之急，提出了放弃新疆，全力筹措经费支援海防建设。王文韶则主张全力西征新疆，认为西北边疆形势更为紧急。左宗棠主张海防塞防并重，但海防需要长期经营，新疆迫在眉睫，要有轻重缓急，担心海防经费筹措会影响西征军费的筹措，因此建议沿海各省继续供应西北军费。廷议阶段，醇亲王奕譞、刑部尚书崇实、福建按察使郭嵩焘等建议暂停西征，但也认为新疆乃“切近之忧，甚于防海”[11]。此时左宗棠上《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坚持不可罢征新疆。由于清政府本就打算继续西征，因此当即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防务，而一个月内又派李鸿章、沈葆桢督办北、南洋海防事宜。
从策略角度就事论事，左宗棠的观点无疑更为合理。海防的确是一项长远的事业，筹措资金是一项长期任务，而新疆边防情况更为紧急。海疆本就没有多少，但新疆长期以来属于国土，如果不出兵必留后患。不过如果从海洋意识的角度考虑，塞防海防之争就不止是策略之争，更深层的矛盾是传统与现实之争。新疆作为陆地国土，属于传统国土概念，清政府对于如何出兵收复心中有数。然而面对海洋国土这一陌生概念，疆界都未有定论，如何防守？清政府何以有维护海域的意识？李鸿章认识到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无疑极具胆略的，只是整个国家要从传统的陆地意识跨越到海洋意识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
总而言之，1875年塞防海防之争是我国近代最大的海防政策讨论，海防思想完成了由“师夷制夷”到建设近代化海军的转变，还激发了同文馆、学生留洋等海防教育层次上的重大进展，应该说成果颇丰。通过塞防海防之争，海防意识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海军建设等海防思想的实践问题也被提到了台面。李鸿章购买了铁甲舰定远号、镇远号，开始了北洋水师的创建。然而，此后十年，历经琉球岛事件、中法战争引发的两次海防讨论，直到1885年才建立了统一内外事权的海军衙门。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才正式宣告成立，未及六年，甲午一战葬送了这支当时亚洲第一的现代化海军。
中国海洋意识之路为何漫长
48年机遇的错失：从鸦片战争到北洋水师成立
第一次鸦片战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相差20年，这20年里，中国错过了一次重大机遇。鸦片战争爆发到洋务运动兴起，期间20余年中国的海防近代化建设处于发展迟滞状态。
第二次鸦片战争到北洋水师的正式组建，又过去了将近30年，中国错过了最后的机会。而日本却抓住了这次机遇，因而才有了甲午战争，从此海防失守，国将不国。
学者在解释这48年的滞后时总是先入为主地批评清政府因循守旧、妥协懦弱、腐败无能，认为明清以来海洋意识的衰落就是封建王朝中央集权制度造成的。并非否认明清海禁的危害，而是要指出这种分析的不合理性。日本明治天皇统治也是封建专制，俄国沙皇统治不仅专制还带有奴隶制残留，但他们的海军发展却能迅速强大起来。对封建制度的意识形态预判是一种简单粗暴的思维方式，使得人们往往忽略48年机遇错失的背后复杂的历史局势、社会背景和思想根源。
一是当时清朝的政治、经济局势都面临巨大危机。一方面国内动乱不断，清政府正忙得焦头烂额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攘外必先安内”，清政府无暇顾及外事。另一方面国库空虚，财政拮据，国内由于连年动乱，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加上自然灾害和饥荒，民生相当艰难。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军费开支、战争赔款更使清政府不堪重负。再者，除了海防，也还有新疆等塞防问题，清政府难以集中投入财力、精力在海防建设。
二是清政府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权力的更迭。当政皇帝的能力、朝廷内部政治斗争对决策影响巨大。48年内皇帝换了两轮，还有慈禧听政干预，这期间执政思想的断裂、破碎化对长期的海防的贯彻实施十分不利。反过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湘军兴起，大批汉人官员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成为新的政治力量，这批人成为后来洋务运动、海军建设的核心人物、中流砥柱。
三是讨论、决策、执行的制度问题。首先是内部意见难统一，有远见的策略难以被采纳，一方面有保守势力的存在、传统思维的禁锢，一方面也是因为支持海防建设的官员受到多重政治阻力，导致决策效率低下。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林则徐提出购买、仿造现代军舰，遭致朝野上下激烈反对，后来他又意识到建设一支现代化海军的重要性，可当时已经被革职查办。每次海防大讨论虽然意见建议很多，有见地的也不少，但真正被集体支持并贯彻的不多。在1885年海军衙门设立之前，北洋南洋各地水师的管辖甚至没有统一指挥权。
另外一个客观原因就是中国太大人太多，全民觉醒需要漫长的过程。《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指出：“在1840年之后的将近半个世纪以内，西学的输入是缓慢的，它对中国士大夫的影响是表面的，特别是和西方文化在十九世纪日本的迅速发展及其改造影响相比就更加明显”[12]。鸦片战争后中国首先是对外部世界的恐慌期[13]，找不着方向，或者拒绝承认现实。大家都感受到了压力，但究竟差距在什么地方、应该向西方学习什么，中国人一片茫然。二十年过去，好不容易进入海军建设摸索期，才真正面临经费、科技教育水平不足、人才匮乏等操作问题。这之前不是白纸一张，而是写满了各种尝试、曲折和弯路。
深层原因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具备海洋文明的“基因”。在中国这片辽阔疆域上孕育了七千年的农耕文明，农耕文化的稳定性同时也是一种封闭性和保守性。有人说中国海洋文化相当激进，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在当时绝对领先世界。然而郑和出海目的既非扩张领土也非发展海外贸易，而是为了扩充朝贡体制的范围，或者说扩大“富强中国”的海外知名度[14]。这只能称得上陆上文明向海洋的地域延伸，根本算不上真正的海洋文明。真正的海洋文明具有明显的扩张性，往往源自偏狭岛国自卑心理的外化殖民掠夺。中国的地理位置、地形格局则使中国人安于一隅，以海为障。大陆文明也好，海洋文明也罢，从思维方式上来讲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体系，梁漱溟认为中国人注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西方人相反，关注的是人与物或者主与客之间的关系。因此中国人轻利欲重伦理，这种文化观不具备——常伴随物欲膨胀而生的海洋意识——发育的土壤。
启示：从海权意识出发
近代中国的海洋实践就是海防意识被迫萌发、海防实践不断失败、总结经验、反复失败的过程，究其原因，正是因为从鸦片战争以来到今天黄岩岛事件，中国人对于海洋意识始终处于被动位置，无论是晚清时期知识分子接收西方海洋文化、洋务将领对外敌侵犯以守为战，还是当今学界研究中以“海防”为重，终究是找错了海洋意识构建的出发点。毕竟无论海防思想再怎么演变，终究是保守主义的观点。确实，过去的研究重军事海防，海防思想研究的著作往往依附于海军史的研究，考察海洋意识应该考虑军事海防和地缘政治两个方面。海防是沿海或濒海国家国防战略的一部分，主要指防御敌人从海上入侵，在沿海或海上包围本国领土主权。海防战略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本土安全，战略实践遵循不主动攻击他国的原则，提倡以防为主。海权在近代历史主要指制海权，强调一个国家对海洋的控制能力，以及因此而产生的霸权[15]。海权战略主张夺取外海控制权，强调主动进攻。海洋意识的核心在于海权意识。海权战略相对于海防来说属于更加积极、更具优势的战略。
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同样面对西方列强的侵袭，同样被迫走向近代化，同样开始组建自己的近代海军，却有着如此迥异的结局。讽刺的是当年魏源的《海国图志》在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而传到日本却产生极大影响，再版二十几次，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发生起了重要作用[16]。实际上，中日海洋战略意识有着明显的差别，中国在1870年代提出海防战略的同时，日本明治政府相应提出了海权的地缘战略目标。可见日本海洋意识属于海权意识，中国还停留在意识形态的僵化、落伍的海防意识。
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不是建立在海权意识上的，不争取反而主动放弃制海权，海防意识也只是对列强船坚炮利的本能、被动地反应，其目的完全不在对海权的争夺或者保护，是一种企图重新关上国门、息事宁人的态度[17]。近代中国没有洞察世界发展趋势，仍停留在把海洋看作天然屏障的思想阶段，依然是陆地意识强于海洋意识，陆权观念甚于海权观念、陆上防御重于海上防御。这种思想不仅使中国落到甲午战败海军全损的田地，以致于直到30年代日本大规模从海上登陆长驱直入，中国对抗此等弹丸小国竟仍手无缚鸡之力。这种思想还贻害到今日，严重抑制了国民对探索海洋、发展海洋事业的热情。
随着当今世界陆地资源与空间的急剧压缩，争夺海洋已经成为国家间的生存之战。如今的海洋，绝不仅仅是疆界、空间概念，而是丰富的资源宝库。当今大多数的海域领土归属纠纷，其根本目的并不在主权问题，而是在石油天然气等海洋资源的利益争夺上。此次黄岩岛事件，之前钓鱼岛事件，严重暴露了中国国家海洋政治战略滞后的现实，国人海洋意识和海权观念淡薄、海洋教育资源和海洋知识普及仍然缺乏的事实。从海防意识过渡到海权意识其实是形势所迫，不得不行之势了。只有海权意识先行，才能真正掌握海洋的控制权、开发利用的权利。中国要真正成为有影响力的大国，必须要在海洋这块先天不足的短板上狠下功夫，只有经历“陆地中国”向“海洋中国”的战略转变，才能真正实现从大国到强国的跨越。
参考文献
鲍中行.中国海防的反思: 近代帝国主义从海上入侵史[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
|
丁焕章.评丁日昌筹办海疆防务的思想主张[J].甘肃社会科学,1987,(3).
|
傅光明.悲情晚清四十年[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9.
|
高成瑨.晚清时期的海塞防之争及借鉴意义[J].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0,(3).
|
海军司令部.近代中国海军[M].北京:海潮出版社,1994.
|
韩文琦.论李鸿章海军发展战略[J].安徽史学,2001,(3).
|
黄顺力.海洋迷思——中国海洋观的传统与变迁[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
|
黄顺力.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探论[M].长沙:岳麓书社,2005:P361-384
|
黄顺力.重议海塞防之争[J].福建论坛,1988,(6).
|
季云飞.光绪乙酉年间“海防筹议”述论[J].学术界,1994,(4).
|
姜鸣著.龙旗飘扬的舰队[M].北京:三联书店,2002.
|
鞠海龙.晚清海防与近代日本海权之战略比较[J]. 中州学刊,2008(1).
|
兰岚.试论中国近代海防思想的发展[J].理论界,2006,(7).
|
李锐.试析郑观应的海防思想[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7.
|
李书源.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M].北京:中华书局,2008；贾桢.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M].北京:中华书局,1979；齐思和.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M].北京:中华书局,1964.
|
刘新华,秦仪.略论晚清的海防塞防之争[J].福州论坛,2003,(5).
|
刘中民.中国近代海防思想史论[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
|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2005.
|
牟安世.论中国近代史上的“塞防”与“海防”之争[J].河北学刊,1986,(5).
|
倪健民,宋宜昌.海洋中国:文明重心东移与国家利益空间[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
|
戚其章.晚清海防思想的发展及其历史地位[J].东岳论丛,1998,(5).
|
戚其章.晚清海军兴衰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戚其章.晚清史治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戚其章.魏源的海防论和朴素海权思想[J].求索,1996,(2).
|
施渡桥.林则徐、魏源的海防战略思想是消极的吗[J].军事历史,1992,(4).
|
史春林.孙中山海权观评析[J].福建论坛,2008,(3).
|
史滇生.李鸿章左宗棠海防思想比较[J].安徽史学,1996,(2).
|
史滇生.张之洞的海防思想[J].军事历史研究,1999,(1).
|
史滇生.中国近代海防思想论纲[J].军事历史研究,1996,(2).
|
苏小东.刘铭传的海防思想与实践—兼论台湾在中国海防中的战略地位[J].安徽史学,2007,(1).
|
孙成华.洋务运动时期海防思想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9.
|
孙克复,关捷.甲午中日海战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
孙克复,关捷.甲午中日战争人物传[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
孙占元.海防之议与甲午战争[J].社会科学辑刊,1995,(4).
|
孙占元.近代海防观的萌发与海防议[J].浙江学刊,1995,(5).
|
王宏斌.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王家俭.李鸿章与北洋舰队:近代中国创建海军的失败与教训[M].三联书店,2008.
|
王家俭.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
|
王荣国.严复海权思想初探[J].厦门大学学报,2004,(3).
|
吴杰章,苏小东.中国近代海军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
吴义雄.中国海防思想史的深层次把握[J]. 中国图书评论, 2008(9).
|
谢茂发与李京波.近三十年来国内晚清海防思想研究综述[J]. 东方论坛, 2011,(5).
|
徐勇.试论李鸿章的海军战略思想[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5,(5).
|
闫存庭.文祥与近代中国的海防和塞防之争[J].石河子大学学报,2007,(6).
|
杨策.论所谓海防与塞防之争[J].近代史研究,1987,(4).
|
杨春峰.晚清海防思想的变迁[D].长春:吉林大学,2006.
|
杨金森,范中义.中国海防史[M].北京:海军出版社,2005.
|
尹全海.学术视野中的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J].河南社会科学,2007,(1).
|
张墨,中国近代海军史略[M].北京:海军出版社,1989.
|
张炜,许华.海权与海军[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
|
张侠,杨志本.清末海军史料[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3.
|
周益峰.晚清海防思想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04.
|
周云亨.“海防与塞防之争”与当前中国地缘战略选择[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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