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由安瑟尔莫、阿奎那等信仰理性化的论证入手，以康德对纯粹理性的批判为基本立场，提出了信仰与理性最终无法调和的论点，并围绕此论点反思信仰理性化的弊端，倾向于信仰脱理性化而走向心灵化的解决出路，最后强调独立信仰作为人终极关怀的必要性。
信仰与理性最终无法调和
如何理解上帝的存在，是基督教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只有在哲学的背景下才会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对于最初的犹太基督徒来说，信仰上帝不需要理由，上帝的存在是个自明的事实。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也只有在信仰绝对的上帝的基础上才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①]基督教从否定贬抑理性，到用理性论证上帝，再到主张理性与信仰的统一，哲学与宗教，理性与信仰的交互关系仿佛渐入佳境。
可以说，信仰的理性化是理性主义兴起、科学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然而，在信仰理性化的过程中，理性始终只是一件外衣。那些尝试用理性对上帝存在的论证的逻辑常常是：若没有存在的现实，是因为本来就不需要它；若有存在的现实，也是因为在上帝的名义下为了证实上帝而安排妥当的。如此的空洞抽象、虚无缥缈、苍白无力，以致于人陷入对其证实、证伪均不能的两难困境。
早在1078年，安瑟尔莫就提出了著名而诡异的本体论证明。这个证明具有典型的先验性，也即上帝的概念本身就是证明的出发点，而并非结论。康德对其进行了决定性的驳斥，他认为这只是一个分析命题，而且源自一个不可靠的预设：“存在”比不存在完美。
托马斯·阿奎那著名的五路证明，正式传达出一个基本信念：上帝的存在不是通过神秘现象显示出来，也不是不需任何经验现象就能凭空设想出来的，而是通过逻辑的演绎证明出来的。上帝的存在，成为一个概念，甚至成为一项知识——理性成了信仰的前提。然而，康德对此再次进行了强有力的批驳：由于上帝不属于经验领域，只适用于对象世界的因果性在此失效。他认为这五个证明都可被视为“伪装的本体论证明”。
无论是“本体论证明”还是“伪装的本体论证明”，康德认为都隐含着“理性的跳跃”，而这个跳跃不可避免地将人引入纯粹的理性，从纯粹的概念是无法得到现实的存在的。论证披的理性外衣，借用的逻辑冠冕，就都在这 “理性的跳跃”的关键一步全部抖搂下来。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甚至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了理解上帝存在的“证明”。也就是说，用理性，无论是去证实还是去证伪上帝的存在都是无效的。
实际上，这等于宣判了信仰与理性统一的死刑。
在教会看来，信仰与理性的地位本身就不可能平等，也更不可能容忍统一，所谓协调不过是统领与从属的关系。教会将信仰和理性捆绑“销售”给教众，目的自然是为了更好地紧缚牢拴教众的心意，拉拢心存怀疑、摇摆不定的人群。安瑟尔莫这样评价理性对促进信仰的作用：“我们必须用理性去维护我们的信仰的，以反对不信上帝的人。”[②]阿奎那努力地调和理性与信仰，也是因为他作为神学家本身，信仰体系缔造者本身，肩负着维系体系内部正常运转的历史责任和义务。他再怎么继承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思想都不可能脱离哲学为神学服务、理性为信仰服务这个大的框架。[③]在这里并非要去否定批判阿奎那借尸还魂的做法，他的学说正是在人类理性进步大势所趋的背景下提出的，并且使得哲学本身走向新的深度，这无疑是一种进步。问题就出在信仰与理性的结合不能在根本上解决有关上帝的任何问题，换句话说，阿奎那因寻到了亚里士多德这件外衣误入迷途，走向死胡同。
而在近现代的科学领域，科学作为理性的载体也被尝试纳入与宗教相统一的体系里，一方面非基督徒科学家大量罗列科学证据去否定上帝的存在，另一方面基督徒科学家也试图寻找科学证据去证明上帝的存在。往往遇到的窘况是，从同一个论据出发能同时论证上帝的存在和不存在，再次印证了用理性解释上帝假说的不可靠性。
当然，许多人认为基督徒科学家是信仰与理性统一的绝佳典范。在这里笔者尝试消除这种习见。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人选择某种宗教信仰的原因是很复杂的，理性与信仰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一种可能是受基督教家庭背景的影响，宗教观念植根深处。人不能选择他的国籍，这有时也意味着难以选择他的宗教信仰。可以预见，一个不受基督教氛围熏陶的人（比如中国人），从他能感受的经验世界里几乎不可能推导出基督教上帝的存在的。一种可能是迫于社会压力而被迫妥协。“绝大多数智力超群的人们不相信基督教，但他们不会把这一事实公之于众，因为害怕失去收入。”[④]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由于这种情况常常出现在伟人一生的重大转折点而独具传奇色彩，因此也最为人称道。他们一般是伟大的科学家、作家等人物，在追求终极理想、穷极人生意义过程中忍受着常人不能理解的迷茫与苦痛，甚至失去了方向。而宗教关怀终极与哲学追问本源相通的特质，使得宗教或者能够解释一些科学、理性不能解释的现象，或者恰好起到了心灵慰藉的作用，从而令这些思想者转向了信仰以解决心中的问题，这反而证明了理性与信仰的尖锐冲突。
其次还经常有种有意无意的误解，就是把牛顿、爱因斯坦等声名显赫的科学家对“上帝”的信仰与对基督教一神论的信仰归为同类。同样是用“上帝”这个字眼，概念却相差甚远。我们知道，牛顿笃信的“第一推动力”已经因为因果必然性的失效而瓦解，除此之外，大部分科学家的确有种对宇宙规律宏大精妙的虔诚崇拜，包括对人的存在，自然的存在，都有由衷的赞美。基督徒显然希望把这种超自然的感悟与基督信仰划上等号，希望把人的存在归结于非上帝创造就无法解释的奇迹。然而，我们应该很清楚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宇宙观更倾向于自然神论，就像伏尔泰、狄德罗等，或者泛神论，像斯宾诺莎等，这些与基督教中人格化的一神论有着本质的差别。总而言之，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相信那位“同人类的命运和行为有牵累”的上帝的基督徒，借他们来维护理性与信仰的统一似乎说服力不强。
信仰理性化的弊端
目前人类的逻辑体系还不能证实或证伪上帝的存在。因此，理性与信仰的不调和，并不意味着一方压倒另一方，而是表明两者在各自的体系内是自洽的。经过历史上理性与信仰之间紧密的纠缠，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给出了证明上帝信仰的一条新的道路。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指出，“一个对象是否是现实的存在，并不仅仅取决于必然存在与思想之中，而且取决于能否在感性经验中构造出这一对象”[⑤]，在《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中引入“自由人”——纯粹的理性存在者，他能够在行动中、遭遇的事物中领会到上帝的绝对性。[⑥]简明地说，上帝不是一个实体的存在，上帝只在思想中，只在精神里。
简单地回复到奥古斯丁的心学路线，从奥古斯丁到康德的时代，人类的理性水平已经历过一道道飞跃，可见人类社会是个不断成长的生命体，人对事物的认识也是处于一个不断犯错，不断修正的曲折过程。
我们知道中世纪经院哲学历来声名狼藉，黑格尔说过“穿七里靴尽速跨过这个时期”[⑦]，其冗杂繁琐和抽象空洞众所周知，还出现过许多啼笑皆非而又毫无意义的讨论，如“像这样的话是否可能:作为圣父的上帝是否恨他的儿子?上帝是否可以被假定为妇人?上帝是否可以变成魔鬼?如何可以被钉在十字架上呢?”[⑧]这是因为信仰理性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世俗化、平庸化，反过来讲就是降低了信仰的至高无上性与纯洁性。
近代学者对形而上学的批判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信仰理性化的批判，如别尔嘉耶夫就认为，像阿奎那那样把“知识”作为信仰的前提，以概念去理解信仰问题，将不可避免地将神学与信仰引上“客观化”道路，然而这种客观化信仰不仅无助于人类的拯救，反而会导致对人类的全面奴役——信仰的客观化其实是信仰的堕落。[⑨]
信仰理性化衍生出解释上帝假说的逻辑体系是繁琐冗杂的条条框框，限制压榨了人信仰的空间，与心灵去直接感应到上帝的存在相比显得缺乏天性和真诚。
人类不可避免地用理性去考察、验证他们的信仰，事实上也这么去做了。但随着理性、哲学的发展，如前面论证的，我们发现理性与信仰最终、在根本上是无法调和的，对上帝的信仰不能在理性的范围内得到证明，无法用理性解释完全，因此，无论是对它的攻击，还是对它的论证与辩护，与信仰都没有必然的联系。信仰首先是信仰的事情，信仰就是信仰本身，来自心灵深处的渴望。
没有宗教行不行？没有信仰行不行？
随着理性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信仰与理性的最终无法调和性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信仰的萎缩和衰落。上帝成了可有可无的，而非必不可少的。英国文学评论家理查兹认为价值的体系和人生的途径之存在与否并非取决与上帝的存在，人类公认的价值观念归根结底产生于我们作为社会人群的需要，虽然可以从对上帝的信仰中汲取有力的支持，然而这种支持并非必不可少的。[⑩]
马克思认为宗教是人们的精神鸦片，体现了人对现实世界逃避，这是一个应该批判和超越的阶段。
朋霍费尔则另辟蹊径，提出一个解释上帝退出世界的革命性原因：这个世界已经成年了。上帝就如同世界的父亲，陪伴、指导人类社会走过那段蒙昧无知的黑暗年代，而当人类从天真懵懂的婴孩长大成熟，他就要放手了，让人类自己接受这一事实，承担这份责任。这与马克思对宗教的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都赞同随着人的成长，宗教阶段是可以被超越和取代的。
从现实层面考虑，普罗大众素质良莠不齐，真正思考宗教中深邃问题的毕竟是少数人（比如正在写和阅读这篇论文的人），是少数的思考者，文化精英——而宗教与现实社会的紧密相连，世俗性、是哲学的世俗化，接受宗教的人大体是愚昧或至少是庸碌的。他们并不大关心上帝的真假，而注重的是宗教的形式，以及对他们身边世俗环境的影响。对他们来说，宗教可能只是净化心灵、治疗创伤的丹药。
如果宗教只是一剂良药，那么药方可以很多。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是很实用主义的：神道设教，宗教不过是统治的手段和工具罢了。中国在过去两千多年的悠久文明中发展出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对维护国家稳定、维持社会秩序、倡导伦理道德起到了强大而稳固的作用。看来，的确不一定要有上帝和宗教。
可是，为什么伏尔泰说：“如果没有上帝的话，那就造一个出来！”？
为什么就连康德这样智力超群、透彻明亮的思想家，即使面临理性无法证实上帝的窘境，仍尽力寻找出一条道德论论证的出路呢？
“如果从意识形态上否定上帝，人本身就会在其历史、社会和未来中受到威胁，人的价值就会被废除，最终被囚禁在内在性和人的此世规划之中。这样一来，必然会出现人的价值的颠倒。人的整个命运就只是在依赖人的成就，人的幸福和欢乐地可能性就成了全凭其成功的基于，与此同时，人也生活在他无法摆脱的失败和罪过的处境中，生活在自我毁灭和绝望之中。”[11]
也就是说，信仰作为人出自本性的终极关怀，其实扎根在每个人心底，即使拔掉也还会重新发芽，只不过新芽不一定是耶稣、不一定是真主安拉，不一定是佛祖罢了。甚至说坚定的无神论者内心包含的其实也是一种坚定的信仰，而处于中间状态的，怀疑一切（包括信仰、希望、爱）的人其实最可怕。
于是，可以没有宗教，但要有信仰，有敬畏之心。这个信仰来自内心深处，不需证明，无须言说，它是爱，是希望，是永恒。
信仰与理性最终无法调和
如何理解上帝的存在，是基督教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只有在哲学的背景下才会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对于最初的犹太基督徒来说，信仰上帝不需要理由，上帝的存在是个自明的事实。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也只有在信仰绝对的上帝的基础上才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①]基督教从否定贬抑理性，到用理性论证上帝，再到主张理性与信仰的统一，哲学与宗教，理性与信仰的交互关系仿佛渐入佳境。
可以说，信仰的理性化是理性主义兴起、科学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然而，在信仰理性化的过程中，理性始终只是一件外衣。那些尝试用理性对上帝存在的论证的逻辑常常是：若没有存在的现实，是因为本来就不需要它；若有存在的现实，也是因为在上帝的名义下为了证实上帝而安排妥当的。如此的空洞抽象、虚无缥缈、苍白无力，以致于人陷入对其证实、证伪均不能的两难困境。
早在1078年，安瑟尔莫就提出了著名而诡异的本体论证明。这个证明具有典型的先验性，也即上帝的概念本身就是证明的出发点，而并非结论。康德对其进行了决定性的驳斥，他认为这只是一个分析命题，而且源自一个不可靠的预设：“存在”比不存在完美。
托马斯·阿奎那著名的五路证明，正式传达出一个基本信念：上帝的存在不是通过神秘现象显示出来，也不是不需任何经验现象就能凭空设想出来的，而是通过逻辑的演绎证明出来的。上帝的存在，成为一个概念，甚至成为一项知识——理性成了信仰的前提。然而，康德对此再次进行了强有力的批驳：由于上帝不属于经验领域，只适用于对象世界的因果性在此失效。他认为这五个证明都可被视为“伪装的本体论证明”。
无论是“本体论证明”还是“伪装的本体论证明”，康德认为都隐含着“理性的跳跃”，而这个跳跃不可避免地将人引入纯粹的理性，从纯粹的概念是无法得到现实的存在的。论证披的理性外衣，借用的逻辑冠冕，就都在这 “理性的跳跃”的关键一步全部抖搂下来。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甚至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了理解上帝存在的“证明”。也就是说，用理性，无论是去证实还是去证伪上帝的存在都是无效的。
实际上，这等于宣判了信仰与理性统一的死刑。
在教会看来，信仰与理性的地位本身就不可能平等，也更不可能容忍统一，所谓协调不过是统领与从属的关系。教会将信仰和理性捆绑“销售”给教众，目的自然是为了更好地紧缚牢拴教众的心意，拉拢心存怀疑、摇摆不定的人群。安瑟尔莫这样评价理性对促进信仰的作用：“我们必须用理性去维护我们的信仰的，以反对不信上帝的人。”[②]阿奎那努力地调和理性与信仰，也是因为他作为神学家本身，信仰体系缔造者本身，肩负着维系体系内部正常运转的历史责任和义务。他再怎么继承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思想都不可能脱离哲学为神学服务、理性为信仰服务这个大的框架。[③]在这里并非要去否定批判阿奎那借尸还魂的做法，他的学说正是在人类理性进步大势所趋的背景下提出的，并且使得哲学本身走向新的深度，这无疑是一种进步。问题就出在信仰与理性的结合不能在根本上解决有关上帝的任何问题，换句话说，阿奎那因寻到了亚里士多德这件外衣误入迷途，走向死胡同。
而在近现代的科学领域，科学作为理性的载体也被尝试纳入与宗教相统一的体系里，一方面非基督徒科学家大量罗列科学证据去否定上帝的存在，另一方面基督徒科学家也试图寻找科学证据去证明上帝的存在。往往遇到的窘况是，从同一个论据出发能同时论证上帝的存在和不存在，再次印证了用理性解释上帝假说的不可靠性。
当然，许多人认为基督徒科学家是信仰与理性统一的绝佳典范。在这里笔者尝试消除这种习见。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人选择某种宗教信仰的原因是很复杂的，理性与信仰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一种可能是受基督教家庭背景的影响，宗教观念植根深处。人不能选择他的国籍，这有时也意味着难以选择他的宗教信仰。可以预见，一个不受基督教氛围熏陶的人（比如中国人），从他能感受的经验世界里几乎不可能推导出基督教上帝的存在的。一种可能是迫于社会压力而被迫妥协。“绝大多数智力超群的人们不相信基督教，但他们不会把这一事实公之于众，因为害怕失去收入。”[④]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由于这种情况常常出现在伟人一生的重大转折点而独具传奇色彩，因此也最为人称道。他们一般是伟大的科学家、作家等人物，在追求终极理想、穷极人生意义过程中忍受着常人不能理解的迷茫与苦痛，甚至失去了方向。而宗教关怀终极与哲学追问本源相通的特质，使得宗教或者能够解释一些科学、理性不能解释的现象，或者恰好起到了心灵慰藉的作用，从而令这些思想者转向了信仰以解决心中的问题，这反而证明了理性与信仰的尖锐冲突。
其次还经常有种有意无意的误解，就是把牛顿、爱因斯坦等声名显赫的科学家对“上帝”的信仰与对基督教一神论的信仰归为同类。同样是用“上帝”这个字眼，概念却相差甚远。我们知道，牛顿笃信的“第一推动力”已经因为因果必然性的失效而瓦解，除此之外，大部分科学家的确有种对宇宙规律宏大精妙的虔诚崇拜，包括对人的存在，自然的存在，都有由衷的赞美。基督徒显然希望把这种超自然的感悟与基督信仰划上等号，希望把人的存在归结于非上帝创造就无法解释的奇迹。然而，我们应该很清楚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宇宙观更倾向于自然神论，就像伏尔泰、狄德罗等，或者泛神论，像斯宾诺莎等，这些与基督教中人格化的一神论有着本质的差别。总而言之，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相信那位“同人类的命运和行为有牵累”的上帝的基督徒，借他们来维护理性与信仰的统一似乎说服力不强。
信仰理性化的弊端
目前人类的逻辑体系还不能证实或证伪上帝的存在。因此，理性与信仰的不调和，并不意味着一方压倒另一方，而是表明两者在各自的体系内是自洽的。经过历史上理性与信仰之间紧密的纠缠，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给出了证明上帝信仰的一条新的道路。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指出，“一个对象是否是现实的存在，并不仅仅取决于必然存在与思想之中，而且取决于能否在感性经验中构造出这一对象”[⑤]，在《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中引入“自由人”——纯粹的理性存在者，他能够在行动中、遭遇的事物中领会到上帝的绝对性。[⑥]简明地说，上帝不是一个实体的存在，上帝只在思想中，只在精神里。
简单地回复到奥古斯丁的心学路线，从奥古斯丁到康德的时代，人类的理性水平已经历过一道道飞跃，可见人类社会是个不断成长的生命体，人对事物的认识也是处于一个不断犯错，不断修正的曲折过程。
我们知道中世纪经院哲学历来声名狼藉，黑格尔说过“穿七里靴尽速跨过这个时期”[⑦]，其冗杂繁琐和抽象空洞众所周知，还出现过许多啼笑皆非而又毫无意义的讨论，如“像这样的话是否可能:作为圣父的上帝是否恨他的儿子?上帝是否可以被假定为妇人?上帝是否可以变成魔鬼?如何可以被钉在十字架上呢?”[⑧]这是因为信仰理性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世俗化、平庸化，反过来讲就是降低了信仰的至高无上性与纯洁性。
近代学者对形而上学的批判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信仰理性化的批判，如别尔嘉耶夫就认为，像阿奎那那样把“知识”作为信仰的前提，以概念去理解信仰问题，将不可避免地将神学与信仰引上“客观化”道路，然而这种客观化信仰不仅无助于人类的拯救，反而会导致对人类的全面奴役——信仰的客观化其实是信仰的堕落。[⑨]
信仰理性化衍生出解释上帝假说的逻辑体系是繁琐冗杂的条条框框，限制压榨了人信仰的空间，与心灵去直接感应到上帝的存在相比显得缺乏天性和真诚。
人类不可避免地用理性去考察、验证他们的信仰，事实上也这么去做了。但随着理性、哲学的发展，如前面论证的，我们发现理性与信仰最终、在根本上是无法调和的，对上帝的信仰不能在理性的范围内得到证明，无法用理性解释完全，因此，无论是对它的攻击，还是对它的论证与辩护，与信仰都没有必然的联系。信仰首先是信仰的事情，信仰就是信仰本身，来自心灵深处的渴望。
没有宗教行不行？没有信仰行不行？
随着理性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信仰与理性的最终无法调和性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信仰的萎缩和衰落。上帝成了可有可无的，而非必不可少的。英国文学评论家理查兹认为价值的体系和人生的途径之存在与否并非取决与上帝的存在，人类公认的价值观念归根结底产生于我们作为社会人群的需要，虽然可以从对上帝的信仰中汲取有力的支持，然而这种支持并非必不可少的。[⑩]
马克思认为宗教是人们的精神鸦片，体现了人对现实世界逃避，这是一个应该批判和超越的阶段。
朋霍费尔则另辟蹊径，提出一个解释上帝退出世界的革命性原因：这个世界已经成年了。上帝就如同世界的父亲，陪伴、指导人类社会走过那段蒙昧无知的黑暗年代，而当人类从天真懵懂的婴孩长大成熟，他就要放手了，让人类自己接受这一事实，承担这份责任。这与马克思对宗教的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都赞同随着人的成长，宗教阶段是可以被超越和取代的。
从现实层面考虑，普罗大众素质良莠不齐，真正思考宗教中深邃问题的毕竟是少数人（比如正在写和阅读这篇论文的人），是少数的思考者，文化精英——而宗教与现实社会的紧密相连，世俗性、是哲学的世俗化，接受宗教的人大体是愚昧或至少是庸碌的。他们并不大关心上帝的真假，而注重的是宗教的形式，以及对他们身边世俗环境的影响。对他们来说，宗教可能只是净化心灵、治疗创伤的丹药。
如果宗教只是一剂良药，那么药方可以很多。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是很实用主义的：神道设教，宗教不过是统治的手段和工具罢了。中国在过去两千多年的悠久文明中发展出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对维护国家稳定、维持社会秩序、倡导伦理道德起到了强大而稳固的作用。看来，的确不一定要有上帝和宗教。
可是，为什么伏尔泰说：“如果没有上帝的话，那就造一个出来！”？
为什么就连康德这样智力超群、透彻明亮的思想家，即使面临理性无法证实上帝的窘境，仍尽力寻找出一条道德论论证的出路呢？
“如果从意识形态上否定上帝，人本身就会在其历史、社会和未来中受到威胁，人的价值就会被废除，最终被囚禁在内在性和人的此世规划之中。这样一来，必然会出现人的价值的颠倒。人的整个命运就只是在依赖人的成就，人的幸福和欢乐地可能性就成了全凭其成功的基于，与此同时，人也生活在他无法摆脱的失败和罪过的处境中，生活在自我毁灭和绝望之中。”[11]
也就是说，信仰作为人出自本性的终极关怀，其实扎根在每个人心底，即使拔掉也还会重新发芽，只不过新芽不一定是耶稣、不一定是真主安拉，不一定是佛祖罢了。甚至说坚定的无神论者内心包含的其实也是一种坚定的信仰，而处于中间状态的，怀疑一切（包括信仰、希望、爱）的人其实最可怕。
于是，可以没有宗教，但要有信仰，有敬畏之心。这个信仰来自内心深处，不需证明，无须言说，它是爱，是希望，是永恒。
参考文献
1.黄裕生：宗教与哲学的相遇，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何怀宏：道德·上帝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理查德·道金斯：上帝的迷思，陈蓉霞译，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
4.理查德·斯温伯恩：上帝是否存在，胡自信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张志伟：西方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6.所罗门：大问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7.沃尔夫：哲学概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8.白虹：阿奎那神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9.刘陆鹏：《基督教哲学思维方式探析》，《学习与探索》1993年，第2期
10.基甸：上帝与苦难
11.刘小枫：走向十字架的真理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