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比端午遥想屈原，中秋将至，也总要怀念下某些伟大的人。
比如苏格拉底。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因为坚持认为冷静审视所有人类的行为信念远比生存本身更具意义而慷慨就义。同样擅长雄辩的孟子巧合地追奉舍生取义。
比如苏格拉底之前的智者泰勒斯。其实他也不能算是哲学家，更像是一位天文学家，尽管人们通常把他当做哲学第一人。为他某夜边走边仰望星空掉进坑里的光荣事迹忍俊不禁，个中滋味相信每个喜欢看星星的人都心照不宣了。
想起好几个姓陈的人。
陈独秀了不起。如今他的很多观点到今天仍有很强的借鉴作用，也就是说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问题依然没解决，依然不知怎样解决。
另外一位，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孤陋寡闻到高中才听说，而且是在一篇语文阅读理解中这种比较囧的情况下。但当我一旦知道后，兴趣就一发不可收拾，以致我对他的崇敬之情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以下是一些对陈师东抄西摘的评价，仅用于交流讨论，与学术无关：
在近代学人当中，陈寅恪先生无疑是一位绝世独立的知识巨擘。“抱为学问为学问，为真理而真理的态度”游学欧亚十六年，其对“中学”的“辨明学术，考镜源流”，对“西学”，特别是那些业已消亡的中亚文字的熟谙和对中西文化的比照、勘对、发明，恐怕是空前绝后的。
傅斯年曾由衷赞叹道：“陈寅恪在汉学上的素养不下钱晓徵（大昕），更能通习西方语言若干种，尤精梵藏经典”，“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的挚友吴宓更坦言，“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友人，谓‘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人之同于吾言。”
1919年12月14日，吴宓《雨僧日记》载：“午陈君寅恪来，所谈甚多，不能悉记。唯拉杂撮记精要之数条如下：
（一）中国之哲学学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
（二）中国家族伦理之道德制度，发达最早。周公之典章制度实为中国上古文明之精华。老庄思想尚高，然比之西国之哲学士，则浅陋之至……
（三）……然惟中国人之重实用也……而大度宽容，不如束缚，不事排挤，故无从有如欧洲以宗教牵入政治。千余年来，虐杀教徒，残毒倾挤，甚至血战百年不息，涂炭生灵。至于今日，各教各派，仍互相仇视，几欲尽铲除异己者而后快。此与中国人的素习适反。今夫耶教不祀祖，又诸多行事，均以中国之礼俗相悖。耶教若专行于中国，则中国之精神亡。且他教尽可容耶教，耶教绝不能容他教。
陈寅恪先生治史的精神，则最能体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史学在中国自有不间断的传统，而中国现代学术之史学一门最见实绩，真可说是人才济济，硕果累累。特别是陈寅恪的史学，是最具现代性和最有发明意义的中国现代史学重镇，这一点当时后世鲜有异词。他治史的特点，一是在史识上追求通识通解；二是在史观上格外重视种族与文化的关系，强调文化高于种族；三是在史料的运用上穷搜旁通，极大地扩大了史料的使用范围；四是在史法上，以诗文证史、借传修史，使中国传统的文史之学达致贯通无阻的境界；五是考证古史而能做到古典和今典双重证发，古典之中注入今情，给枯繁的考证学以活的生命；六是包括异域文字在内的治史工具的掌握，并世鲜有与其比肩者；其实融汇贯彻全篇的深沉强烈的历史兴亡感；八是史著之文体熔史才、诗笔、议论于一炉。
最后提提陈炯明吧，他不该是个被胜利者书写的历史所遗忘的人。
比如苏格拉底。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因为坚持认为冷静审视所有人类的行为信念远比生存本身更具意义而慷慨就义。同样擅长雄辩的孟子巧合地追奉舍生取义。
比如苏格拉底之前的智者泰勒斯。其实他也不能算是哲学家，更像是一位天文学家，尽管人们通常把他当做哲学第一人。为他某夜边走边仰望星空掉进坑里的光荣事迹忍俊不禁，个中滋味相信每个喜欢看星星的人都心照不宣了。
想起好几个姓陈的人。
陈独秀了不起。如今他的很多观点到今天仍有很强的借鉴作用，也就是说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问题依然没解决，依然不知怎样解决。
另外一位，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孤陋寡闻到高中才听说，而且是在一篇语文阅读理解中这种比较囧的情况下。但当我一旦知道后，兴趣就一发不可收拾，以致我对他的崇敬之情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以下是一些对陈师东抄西摘的评价，仅用于交流讨论，与学术无关：
在近代学人当中，陈寅恪先生无疑是一位绝世独立的知识巨擘。“抱为学问为学问，为真理而真理的态度”游学欧亚十六年，其对“中学”的“辨明学术，考镜源流”，对“西学”，特别是那些业已消亡的中亚文字的熟谙和对中西文化的比照、勘对、发明，恐怕是空前绝后的。
傅斯年曾由衷赞叹道：“陈寅恪在汉学上的素养不下钱晓徵（大昕），更能通习西方语言若干种，尤精梵藏经典”，“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的挚友吴宓更坦言，“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友人，谓‘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人之同于吾言。”
1919年12月14日，吴宓《雨僧日记》载：“午陈君寅恪来，所谈甚多，不能悉记。唯拉杂撮记精要之数条如下：
（一）中国之哲学学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
（二）中国家族伦理之道德制度，发达最早。周公之典章制度实为中国上古文明之精华。老庄思想尚高，然比之西国之哲学士，则浅陋之至……
（三）……然惟中国人之重实用也……而大度宽容，不如束缚，不事排挤，故无从有如欧洲以宗教牵入政治。千余年来，虐杀教徒，残毒倾挤，甚至血战百年不息，涂炭生灵。至于今日，各教各派，仍互相仇视，几欲尽铲除异己者而后快。此与中国人的素习适反。今夫耶教不祀祖，又诸多行事，均以中国之礼俗相悖。耶教若专行于中国，则中国之精神亡。且他教尽可容耶教，耶教绝不能容他教。
陈寅恪先生治史的精神，则最能体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史学在中国自有不间断的传统，而中国现代学术之史学一门最见实绩，真可说是人才济济，硕果累累。特别是陈寅恪的史学，是最具现代性和最有发明意义的中国现代史学重镇，这一点当时后世鲜有异词。他治史的特点，一是在史识上追求通识通解；二是在史观上格外重视种族与文化的关系，强调文化高于种族；三是在史料的运用上穷搜旁通，极大地扩大了史料的使用范围；四是在史法上，以诗文证史、借传修史，使中国传统的文史之学达致贯通无阻的境界；五是考证古史而能做到古典和今典双重证发，古典之中注入今情，给枯繁的考证学以活的生命；六是包括异域文字在内的治史工具的掌握，并世鲜有与其比肩者；其实融汇贯彻全篇的深沉强烈的历史兴亡感；八是史著之文体熔史才、诗笔、议论于一炉。
最后提提陈炯明吧，他不该是个被胜利者书写的历史所遗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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